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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一個政黨中心任務的選擇
什么是“中心任務”？“中心任務”中的“中心”，其含義應當是“核心、事物的主要部分”。“任務”是指擔負的責任或交派的工作。在黨的歷史文獻中，“任務”總是與“矛盾”相伴。毛澤東同志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在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不懂得這種方法，就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中心任務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根據主要矛盾而確定的最緊迫、最核心、最關鍵的工作安排。
不同的政黨在不同的時期，其中心任務不一定相同。一個政黨中心任務的選擇，一般取決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政黨本身的性質、宗旨。政黨建立的初衷、所代表的階級、所追求的利益，決定了其中心任務的根本立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因階級利益的不同，這是資產階級政黨所不可能提出的。
二是政黨自身的發展變化。一個政黨從誕生，到革命，再到執政，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是明顯不同的。列寧同志指出，“任何一個代表著未來的政黨的第一個任務，都是說服大多數人民相信其綱領和策略的正確。”“我們黨的第二個任務，是奪取政權和鎮壓剝削者的反抗。這個任務也遠沒有徹底完成。”“現在，構成目前時局特點的第三個迫切任務提上了日程，這就是組織對俄國的管理。”列寧同志很好地闡明了政黨中心任務隨著自身發展變化的調整。
三是政黨領導決策者的判斷。一個政黨的發展方向往往由這個政黨的領導層甚至是領袖所確定。同一個政黨在不同人領導下，可能選擇不同的中心任務。例如，遵義會議前，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遭到摧毀性的嚴重挫敗，紅軍幾乎瀕于絕境。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解決了當時的中心任務，即迫在眉睫的軍事路線問題，從根本上挽救了黨和紅軍的命運。
四是外部環境的變化發展。包括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國際和國內形勢的變化，社會矛盾的變化，其他政黨、團體和人民群眾的態度等等。對于執政黨而言，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中心任務的確定尤其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在《更好把握和運用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一文中指出，“黨的百年奮斗歷程告訴我們，黨和人民事業能不能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取決于我們能否準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確定中心任務”。
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百年來中心任務的確定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至今，多次面臨中心任務的選擇，反映了不同時期黨和國家面臨的主要矛盾，體現了黨自身的發展變化和黨的領導集體的戰略判斷。
是組織暴動還是積蓄力量。國共合作破裂后，1928年召開的黨的六大明確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統一了全黨思想，實現了工作轉變，對中國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是國內戰爭還是民族戰爭。紅軍長征過程中，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高漲，但國民黨仍在對紅軍進行“圍剿”。1935年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提出當前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黨在新形勢下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特別是將打通抗日路線作為紅軍的中心任務。
是壯大隊伍還是鞏固組織。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黨中央為適應形勢的變化和抗日斗爭的需要，采取大量發展黨員的方針，但不少異己分子、投機分子和奸細也混入黨內。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鞏固黨的決定》，提出今后一定時期的中心任務是鞏固黨的組織。
是建立聯合政府還是進行解放戰爭。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同志指出，毫無疑義,中國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但國民黨背信棄義，向解放區展開大規模進攻。在嚴峻的形勢面前，毛澤東同志在1947年2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指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即是全國范圍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斗爭。
是四面出擊還是集中力量。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產生了很多矛盾。在1950年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這樣一來，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階級就孤立了，臺灣、西藏的反動派就孤立了，帝國主義在我國人民中間就孤立了。
是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還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上的混亂還存在，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是非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澄清。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
準確把握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國共產黨中心任務的內涵
黨的二十大對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作出了新的部署，體現了黨對新時代我國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后工作方向的戰略調整。這一變化具有決定性的、極其深遠的、世界性的意義。
一是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方向。“中心任務”的發展方向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對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寶貴成果。旗幟決定方向，道路決定命運，道路錯誤，不僅達不到目標，甚至可能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因此，黨在新時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務，必須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方向。
二是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人民立場。“中心任務”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中國共產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她自成立以來，團結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歸根到底是為了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最大底氣，中心任務的選擇必須從人民利益出發。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支持和參與，就不可能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更不可能實現偉大夢想。
三是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自信和擔當。“中心任務”的奮斗路徑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的發展路徑必須切合中國實際，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體現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大國擔當。
四是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中心任務”的最終目標是“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愿，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明確黨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心任務的最終目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自覺和歷史擔當。
緊緊圍繞中心任務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任務決定方法，目標激勵前行。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踔厲奮發、勇毅前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
一是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黨的二十大廣西代表團討論時指出，“實踐證明，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的大政方針和工作部署是完全正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符合中國實際、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不僅走得對、走得通，而且走得穩、走得好”。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國發展面臨新的來自國際與國內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形勢越是復雜，我們越要保持戰略定力，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奮發有為的精神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推向前進。
二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靠的是人民的團結擁護，靠的是人民的開拓創造，必須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斷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三是始終堅持自立自信的執政思想。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等實踐過程中不斷探索出的一條在中國行之有效的發展道路，是被實踐證明符合客觀規律和中國實際的正確道路。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堅持道不變、志不改，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刻內涵，不斷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四是始終堅持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無論是什么樣的國際形勢，無論在什么樣的社會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初心不變、使命不改，這是黨爭取民族獨立、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勇毅前行的不竭動力。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為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
（作者單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商務部紀檢監察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