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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都不是。或者說，現在下定論還為時尚早。比如小說這一文體，在報紙大規模出現的時候，有識之士就哀嘆它要走向沒落，但事實上并沒有；當電影電視出現的時候，這種言論又再次起勢；進入網絡興起的信息時代，則再度甚囂塵上。我敢斷定，只要新的分散人類注意力的娛樂和獲取信息的方式出現，小說這一文體將要走向沒落的論調就會被重新探討。但事實上，小說依然不會“死”。這并不是小說家勉力要它“活”，而是人類對世界和他人命運的好奇不允許它“死”。沒有任何一種藝術方式能像小說一樣，勝任“創世紀”的重任。
與之相類似，傳統文學期刊也不會消亡。但也與小說在信息爆炸時代逐漸退出舞臺中心一樣，傳統文學報刊在閱讀中的比重也會逐漸減少。其減少并非紙質閱讀不必要，而是閱讀的多元，可供選擇的方式越來越多。
不能簡單地把“分流”等同于“式微”，更不能把一時的傳播和流通困境視為必然要消亡。同時也不能將直播帶來的“意外之喜”視為必然會梅開二度，從此東山再起可以高枕無憂。一切都是在特定時代中，天時地利人和相作用的結果。
那么，在今天這個新媒體時代，傳統的文學報刊究竟該何去何從？我的看法是，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在積極應對中摸著石頭過河。既然新媒體時代來了，大勢不可逆，我們就要根據這一時代的特點，讓傳統文學報刊積極主動地融入現代傳播格局，而非依然故我，以不變應萬變。當滿世界都是各種誘人的氣味，你還要堅持酒香不怕巷子深，這就不是職業的自信，恐怕是迂腐、無知，是逆流而動，甚至是“作死”。
《人民文學》直播后，曾有人質疑，文學在放下身段委曲求全。認為文學要有氣節，寧可枝頭抱香死，不能吹落北風中。對文學的尊崇當然可嘉，但卻忽略了一個問題：文學如果吊在高枝，讓世人高不可攀，要這“勞什子”又有何用？同時也忽略了另一個事實：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真正的好文學，即便落進塵埃，也不會稍改其香。
這是傳統文學報刊當有的“世界觀”。那“方法論”是什么？
我以為，首先是敞開自我、與時俱進，積極擁抱新世界。與時俱進不僅針對內容，也針對形式和傳播的方式。高鐵來了，出門非要騎驢，因為陸游是這么干的，那就別抱怨可能會渴死道中。高效的趕路，不是固守某一種工具，而是有驢騎驢，有車騎車，有高鐵坐高鐵，有火箭坐火箭。
其二，拓展對傳統文學報刊生產流程的認知。在郵局訂閱時代，對絕大多數文學期刊來說，這一期進了印刷廠，報刊社的任務就結束了。剩下的工作由郵局與用戶對接，讀者是誰，你不需要知道。當郵局訂數在新媒體時代斷崖式下滑，且無限趨近于零時，當讀者在眼花繚亂的選擇面前，目光不經意跳過你的報刊時，你就必須清楚，你的讀者究竟是誰，該如何想辦法留住老讀者，進而尋找到新讀者。你要做的，就不能是報刊出了編輯部就萬事大吉了，這只是生產流程的上游，還有中游和下游。你要推廣、宣發，要讓你刊發的內容實現盡可能有效的閱讀和盡可能多形式的藝術轉化。因為這些有效傳播會反哺原創報刊，讓新的讀者和受眾與你建立起充分的信任，以便他們按圖索驥，成為你新的讀者。
說到底，傳統文學報刊在今天要求得新的生存發展，必須實現其現代轉型：在內容與時俱進的同時，走出編輯部，在遼闊的市場中盡可能借助與時俱進的媒介，尋找到更多的讀者。報刊的編輯和生產不再是某一群人、某幾個環節，而是報刊在流通和閱讀中，在它被重新打成紙漿之前所可能經歷的所有人和所有環節。魯迅先生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句話也應該掛到所有傳統文學報刊編輯部的墻壁上。
（作者系《人民文學》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