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詩首章寫開疆拓土，開篇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詩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區(qū)。在詩人看來，這畿內(nèi)的大片土地就是當(dāng)年大禹治水時開辟出來的。毛傳訓(xùn)“甸”為治，而鄭箋則落實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劃分中的兩個等級。《周禮·地官·小司徒》云：“乃經(jīng)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因而鄭箋等于坐實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鄭箋之說，謂“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盡管有的學(xué)者認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調(diào)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孔疏引孫毓說)，但鄭、孔之說也不無參考意義。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個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經(jīng)界始。經(jīng)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jīng)界。經(jīng)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可見古人對經(jīng)理田界是非常重視的。毛傳釋此詩云：“疆，畫經(jīng)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學(xué)者解釋得更為具體，如王安石說：“疆者，為之大界;理者，衡從(橫縱)其溝涂。”(《呂氏家塾讀詩記》引)呂氏又引長樂劉氏說云：“疆謂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經(jīng)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導(dǎo)之也。”劉氏之說當(dāng)是依據(jù)《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這里所謂“南東其畝”也與井田制有關(guān)。此句指順應(yīng)地形、水勢而治田，南指其田隴為南北向者，東則為東西向者，此即《齊風(fēng)·南山》所云“衡從其畝”。鄭箋釋曰：“‘衡’即訓(xùn)為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傳·成公二年》載：晉郤克伐齊，齊頃公使上卿國佐求和于晉營，晉人要求“使齊之封內(nèi)盡東其畝”，也就是使齊國的隴畝全部改為東西向，這樣晉國一旦向齊國進兵，就可長驅(qū)直入。國佐回答晉人說：“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國佐引此篇為據(jù)，說明先王當(dāng)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據(jù)不同的地勢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東西向的田隴，如今晉國為了軍事上的便利而強令齊國改變田隴的走向，是違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見諸其他典籍，但情節(jié)上有些出入。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云：“晉文公伐衛(wèi)，東其畝。”《呂氏春秋·簡選)云：“晉文公東衛(wèi)之畝。”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種證明。因為畝道系以國都為中心，故有南北縱走與東西橫貫的兩種大道。南北縱走的是南畝，東西橫貫的就是東畝。《詩》上所說的‘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就是這個事實。……這些資料好像與井田制并無直接關(guān)系，而其實它們正是絕好的證明。”(《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評》)

　　第二章寫風(fēng)調(diào)雨順。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紛紛，加之小雨如酥，潤澤大地，五谷豐登。

　　第三章寫酒食祭祖。地界整齊，莊稼茂盛，曾孫收獲，釀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賓客，靜享清福，萬壽無疆。

　　第四章寫瓜菹獻祭。田中有廬，地畔種瓜，剝削干凈，腌漬上供，敬獻先祖。曾孫長命百歲，都是受上天佑護。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廬”，說者也以為與井田有關(guān)。《呂氏家塾讀詩記》引邱氏說云：“公田百畝內(nèi)，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又引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半。”按《孟子·公孫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yǎng)公田。”《榖梁傳·宣公十五年》稱：“古者三百步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古者公田為居，井灶蔥韭盡取焉”。范寧注：“此除公田八十畝，余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除二十畝，家合二畝半為廬舍”，“八家共居”。《韓詩外傳》載：“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八家為鄰，家得百畝。余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余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招，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以上諸說大同小異，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廬舍二十畝。說詩者多從其說，但箋疏別有所解。鄭箋云：“中田，田中也。農(nóng)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農(nóng)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于田中種谷，于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按箋疏之說，田中的廬舍成了農(nóng)民在地里干活時的臨時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舊說，以為廬與瓜為對文，廬也當(dāng)為植物，故廬為蘆之假借，正如“南山有臺，北山有萊”，“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臺、萊、瓜、壺均為植物一樣。郭氏別出心裁，也可聊備一說(參見《由周代農(nóng)事詩論到周代社會》)。

　　第五章寫清酒犧牲。先以清酒祭獻，繼之以紅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獻先祖享受。曾孫作為主祭之人，手執(zhí)帶鸞鈴之刀，剝開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凈凈敬獻先祖。

　　第六章寫祭典禮成。冬祭進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報子孫大福大貴，萬壽無疆。